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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伦理救助是指在救助中关注救助对象自身的能动性，积极开发救助对象自身的道德资源，唤起救助对象心中的道德意识，使救助对象在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统摄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维护心灵纯洁，消除道德贫困，根治人格异化，最终实现自身和谐、全面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意义生存”是农民工伦理救助的道德必然，而改变“去道德化生存”现状则是农民工伦理救助的现实诉求。在和谐社会的今天，必须关注农民工的伦理生态，强化伦理救助。
[关键词]农民工；伦理救助；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梁德友，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李俊奎，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D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22-04
一、问题的提出：农民工的伦理救助
肇始于1958年的中国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分治格局。使得中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固化和制度化，并成为一种社会屏蔽将流入城市的农民排斥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进城农民工成为当下转型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一方面反应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非均衡推进的悖论。另一方面，也为理论界尝试“解悖”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和现实可能。当下多学科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研究的丰硕成果。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但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时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从“济贫”的视角探寻解决路径，而对道德途径却鲜有涉及。也就是说在研究范式上还没有跳出传统的“主客二分”模式，存在“物质匮乏一物质丰裕”的路径依赖。笔者认为，农民工虽然经济贫困、文化弱势，但作为社会的人，他们有对伦理至善的追求，有超越实然向应然迈进的道德愿望。农民工的幸福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丰裕。也包括道德的丰满和伦理的护佑，这是农民工真正走上幸福之路的保障，因为幸福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生活”。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物质(经济)性政策救助的基础上，必须关注农民工群体的伦理生态，对农民工进行伦理救助。
所谓伦理救助，是指救助主体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对救助对象进行伦理教育与道德规范引导，积极开发救助对象自身的道德资源，唤起救助对象心中的道德意识，提高其自主、自立能力，培养其自尊、自强的伦理精神。伦理救助是与社会政策性物质救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以“人是目的”作为指向和尺度，把人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标准，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命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肯定的一种深层次救助。通过伦理救助，可以使救助对象在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统摄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维护心灵纯洁，消除道德贫困，根治人格异化，最终实现自身和谐、全面的发展。
由于旧制度的藩篱，农民工被阻隔在城市生活之外。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收入的菲薄、角色身份的歧视、公民权利的缺失，使农民工只能游走在城市边缘，成为我国转型时期最大的弱势群体。由于遭受社会和制度的双重歧视。没有了熟人社会的舆论约束，没有规范的组织制约，部分农民工在生存压力下理想信念迷失，伦理价值扭曲。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20世纪初，陈独秀曾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生活的贫困、社会的排斥、权利的缺失等不如意的城市生存都不应成为农民工丢掉尊严、抛弃道德、蔑视伦理的理由和借口。经验性的现实也一再告诉我们，农民工不是“重利雅德”的“单向度的人”，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诉求，更有伦理、文化的向往，有完善自身的伦理冲动。所以，加强对农民工进行伦理救助，唤起他们心中的道德意识，使他们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公民，使他们能够自觉回应社会“善”的诉求。坚守“社会良知”和伦理操守，对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化解社会转型期因制度断裂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意义生存：农民工伦理救助的道德必然
对农民工进行伦理救助，缘于“社会人”本身对道德的需要。人为什么需要道德?这是一个广为争议的理论问题。万俊人认为，当我们提出“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两个需要伦理学首先给予说明的前提性问题：一是人应当有道德地生活；二是有道德地生活比没有道德地生活更值得人类欲求。这两个前提性问题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道德之于人类生活是绝对必要的。由此可见，人对道德的追求源子人性深处对意义生存的一种诉求。所谓“意义生存”首先是一种人的本真存在状态。人只有消除非本真的状态，达到一种“去蔽”，在本真的状态中才能成为自己。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超越的存在者那是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时，我们才是真正存在着的人。”再者，“意义生存”必须回归人的价值存在、追寻意义。意义生存是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的一种意义的存在。是对自我的追寻和实现。很显然。明了生存意义，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必然以精神追求为目的，以价值需要满足为特征，而不仅限于物质的享受与满足。
关于人的意义生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早有共识。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本身就是人的生活所固有的价值尺度。人的道德生活是一种“善生活”或日“好生活”。英国著名伦理学家休谟认为，人类对道德的需要源于人的情感和经验。与休谟不同。康德认为道德之于人类自身的目的意义源于人的理性：人类不仅要灵性地存在，而且还要有尊严地存在。在这里，康德认为道德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理性的人选择了道德的生活，而只有道德的生活才能使人获得其独特的价值尊严。功利主义思想家们则认为道德是“互利”的手段。是人们谋取利益(幸福)的工具。例如，爱尔维修说：“没有爱美德的利益就绝没有美德。”霍尔巴赫认为：“爱别人就是爱那些使我们自己幸福的手段，就是要求他们存在、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与此相联系。”中国儒家思想对此也有大量论述，普遍认为，道德作为一种“善端”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是人获得“人”的资格和尊严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强调道德之于人的重要性。
以上关于道德于人生意义的论述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雅论是情感主义、理性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是从抽象人性论的角度来阐释道德对人生的意义，而没有把道德主体放到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具有两重性。既是个体的生命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不断调整个人的人生目标，立足个体，不断从实然向应然超越，达到个人目标与社会价值的“视界融合”，实现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以道德的获得不仅使人成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更主要它是人在实然境遇中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条件和内容。道德 对幸福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从道德需要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人的本质需要之一，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获得社会认同的标签与价值符号；从道德权利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主体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公平对待。
由此可见，人既是道德义务的主体，又是道德权利的主体。道德对于人类自身具有重要的目的意义――人要尊严地存在，就必须有理性地选择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对个人来说不再是一种束缚和限制。而是一种需要和享用。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讲，农民工不仅需要饮食男女必须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支持，而且有自己对价值、人生、尊严等更高的追求。农民工的幸福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丰裕，也包括道德的丰满和伦理的护佑，对农民工进行伦理救助是其真正走上幸福之路的根本性道德之路。
三、农民工伦理救助的现实诉求
虽然我们承认，农民工的道德水平在整体上与社会其他群体基本相当，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从不同的角度佐证了这个论断。但是，道德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道德观念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人们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雅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他还指出：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内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雅望的。
特殊的生存环境形成特殊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生活。为了生存，进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不可避免地呈现“去道德化生存”状态。
一是道德主体危机。道德作为主体的应然诉求，在其现实性上是由主体的生存条件决定的。农民工的底线生存所导致的贫困文化必然带来主体道德能力的缺乏，进而造成道德主体地位的丧失。这种主体危机首先表现为农民工道德主体的虚雅化，也即是说，在道德实践中，农民工常常感受不到伦理道德对主体(我)的约束和规范要求，即使做出了违反伦理规范的事情，也感受不到良心的不安和道德的监督、批判。长此以往，农民工道德主体与道德行为分离，使社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规则对其不起任何作用。这样就会发生明明农民工主体有意或雅意做了有悖伦理道德的事情，但其不仅感受不到，而且有时还常常自认为“这有什么”、“没关系”。此时的道德主体已经丧失其选择、评价、控制和审判道德行为的能力。农民工这种道德主体危机是由于其长期的道德文化熏染的结果。“贫困从来就不因为仅仅缺乏某一种东西而产生。它来自于穷人们所体验和定义的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贫困与尊严和声望的丧失紧密相联系。”贫困的经验事实本质上是农民工一种深刻的社会体悟，那就是尊严和伦理的渐行渐远。生存伦理已经让他们顾不得体面而自尊地进行生活、交往，伦理暂且放在一边，生存第一!
二是道德生活虚雅。人的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生活，这也是人类异于其他生物而显高贵的主要原因。经验性的证据也一再证明道德生活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是人之为人之根本。但道德的生活首先是建立在物质丰足的基础上，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伦理问题是在解决面包问题之后才值得考虑的问题。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雅法保证其在生活中去寻找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而存在。“许多屈辱来自突然间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与长期以来所信奉的社会规范相一致。当这些道德规范不能再维持下去时，人们就会退缩。”作为“城市里的外来人”，农民工的眼里已经不再关注伦理道德等虚雅的东西，表现出对道德的排斥和冷漠。因为，在“肚皮”与“面子”的两难选择中，保“肚皮”永远是第一位的。
三是道德工具化。生存伦理的法则是一切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要务。主体的所有行为都是为生存服务。当伦理道德可以成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价值理性便自然成为主体的工具理性选择。雅论是在学者的研究还是笔者的一手资料中，都显示一旦农民工处于生存难以为继的边缘，其道德资源便趋于工具化。“为了活下去，干什么都雅所谓，只要能搞到钱。”(内容来源于笔者访谈)迫于生计，有的农民工甚至弄虚作假来博得他人的道德同情，以满足自己的所欲。例如有些人甚至利用小孩或者自残等方式沿街乞讨，或身着槛楼衣衫，出没于楼堂馆所、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示弱哭穷，换取同情以获利。实际上，道德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并以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可持续而正常展开为前提。而当道德成为一种获利的工具，那么道德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敬畏，道德也就远离了人的生活。
四是道德心理扭曲。当前。农民工自身的思想道德状况存在着令人堪宝的“欠缺”。诸如“讲道德是傻冒”，“有钱有权的人有几个讲道德的?”等言论就是最好的证明。农民工思想状况呈现出多元化、矛盾化、难以平和的复杂心态和特点。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消极情绪和负面色彩。特别是在对自身弱势地位的形成原因分析上偏差过大，滋生了农民工对社会和政府的某些不满情绪；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与有钱人的炫富消费，刺激了农民工对“为富不仁”的仇恨与愤懑；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压力，固化了城市农民工的挫折感和自卑感；社会的制度排斥与不公以及政府救助弱者的不力，诱发了农民工对现有制度的拒斥与抗争；等等。这一切都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重复、固化，且被不断地证实，最终导致农民工道德心理的畸形发展。
四、实施伦理救助。构建农民工弱势群体精神家园
如上所述，伦理道德是人生获得幸福的手段。农民工的伦理教育就不应成为空白，他们也有权享受这种能够带来幸福的教育。因此。加强农民工伦理救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强化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没有伦理教育，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伦理教育是人类应首先接受的、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教育。对农民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既要遵循伦理道德教育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教育对象的特殊性。采取特殊的教育方法，要避免空洞说教。针对当前社会上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状况。应开展丰富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而不是对苦难麻木不仁，对道德践踏轻视。应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对农民工进行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明白人在命运抗争的道路上，也要关注自己的思想成长和道德提升，养成明礼诚信，守法文明的良好习惯。提高农民工的道德水平，引导他们承担人之为人的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有维护心灵纯洁的伦理需要，有向往道德完善的自我诉求。有追求崇高理想和担当社会的自觉意识。
(二)提高社会伦理道德水平。改善农民工伦理道德教育环境。马克思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农民工伦理生态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长期浸染的结果，是社会“道德集体滑坡”的反照。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工。首当其冲，成为道德“滑坡”的首要受害者。处在这样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农民工固有的一点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刷殆尽。加之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的出现，道德榜样的倒塌，自我处境的雅奈，农民工就会对社会失望，“破罐子破摔”，自降人格身价。因此。对农民工伦理救助，不能只寄希望于教育本身。还要从农民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从农民工周边的人和事人手，致力于社会公共伦理的改造和提升，营造一个“道德的社会”。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讲道德，人人都充满爱心，那么农民工也不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
(三)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农民工承受着比一般社会成员大得多的精神和社会压力。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对农民工的精神呵护，给他们更多的精神关爱，减轻其精神负担。简言之，一方面，在农民工群体中进行和谐理念教育，培育和谐精神，引导其用和谐的方法、和谐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同时，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通过社区文化站、流动图书馆、文化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丰富的文化活动。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陶冶情操、调节情感和心理，消除宝郁感、孤独感、失落感。另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工的心理宣泄机制。建立心理咨询诊所。针对农民工的心理特征进行免费的心理咨询和疏导，开通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在指定时间段内通过热线方式来帮助农民工解决心理问题；建立心理宣泄室，让心中不满、有怨气而又雅处发泄的农民工进行心理宣泄，释放怨气，从而达到心理健康的目的。
[责任编辑：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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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3 10: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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