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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以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确立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的价值尺度，创构了毛泽东独具特质的民生价值观，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
【关键词】：毛泽东；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l(2011)05－0012－04
毛泽东以“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的最高价值尺度，创构了毛泽东独具特质的民生价值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一、毛泽东民生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的民生价值观是一种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为价值尺度的一种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充分汲取古今中外诸多价值观念与民生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而创构与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想。毛泽东的民生价值观既源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传承，又受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直接影响，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深刻启迪。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的民生思想萌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明清，可谓底蕴深厚、源远流长。我国自古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到孟子“民贵君轻”之论，它们形成了儒家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的思想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把改善民生视为治国的最高境界。儒家文化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同时，又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毛泽东的民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印记。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就指出过，“毛泽东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自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毛早年在传统中国的生活对他全部文化素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构建其民生思想时，毛泽东深受这些已有思想的濡染，因此其民生思想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颇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二)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以谋求民生幸福为其汲汲追求的人生目标。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看来，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题。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活便是。”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包含了多个层面，既包括“民生”(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的层面，又包括“国计”(社会分配、社会福利等)的社会层面。民生主义海纳百川，融会了东西方文化精华。孙中山的一言一行，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只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所探索到的具体方向，并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基础，不能真正理解民生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的阶级表现，且受制于历史条件，关于民生的理解也无法达到今天我们所触及的深度与广度。但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对毛泽东民生价值观的形成所具有的直接影响毋庸置疑。毛泽东称其为革命的“先行者”，且说：“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三)马克思主义的启迪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位世界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又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构成了毛泽东民生价值观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关心的是人民的生存生活，最关注的是人类解放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重心，不再像旧哲学那样是包罗万象的宇宙，而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属人的感性世界和对象世界，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其“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体和发展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能取得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胜利。“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的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民生问题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赋予了它崭新的内容，更加突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
二、毛泽东民生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价值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毛泽东民生价值观的理论贡献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个人、社会群体和政党等依据自身的利益与生存境况对多元存在着的目标、途径、方法所作的选择。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选择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的目标，把实现途径归结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并把依赖力量即价值主体确定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取向、根本宗旨和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指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抉择的理论依据是：首先，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力量。因此，我们就必须密切关注、妥善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和生活问题；其次，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检验标准和最终目的，而实践的主体就是劳动群众，我们的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们是群众的学生；最后，他认为党群关系就是鱼水关系，鱼离不开水。“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 固”。
毛泽东赋予价值取向问题特别重大的意义。他认为为群众的问题和怎样为群众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适当，不仅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甚至还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乃至“为人民利益而死”。
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不是抽象的“人”或“人民”，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利益，即人民群众的生存、生产和生活需要，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民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这突破了孙中山民生主义“吃穿住行”的狭义民生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政治生活的关怀。政治哲学是毛泽东理论建树中最为重要、最富特色的内容。他认为政治生活是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是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保障。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与我党当时的处境与历史任务是相适应的。在他看来，我们首先必须挖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我们改变落伍局面，振兴中华民族的唯一途径。专政的目的是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有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体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力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要各得其所。”毛泽东看到了政治生活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保障作用、统帅作用，后来却由此走向政治挂帅的迷途，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的损失，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二是对物质生活的关照。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在人民群众面前，讲再多的空话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他多次批评一些同志只晓得向人民索要各种东西，而不晓得去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警示我们：“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三是对精神利益的关切。毛泽东一生恪守主观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哲学信念；青年毛泽东对宇宙“大本大源”的探求，中年毛泽东热衷于整风运动和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无不昭示着他对精神生活的关切。他认为精神产品就是人民生活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切精神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有所作为、有出息的精神生产者都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反映群众的生活与呼声，把自己当做他们的忠实的代言人。我们要弘扬主旋律，所创作的东西，应该是使人民群众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奋勇向前。精神生产在表现形式上应该勇于和善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必须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毛泽东强调对中外文化传统要采取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依旧是为了人民大众。”
(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价值尺度
价值尺度是个人、社会群体和政党用以衡量、判断、评估其思想言论和客观行为及其实际效果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的统一是毛泽东的价值尺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价值取向决定着价值尺度。我们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价值取向，那么，我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好与坏、有用与无用就必须以是否合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价值尺度。毛泽东的价值尺度的第二个特征是体现了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即真、善、美的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实践标准，社会历史观的生产力标准、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实际上都是以人民群众为满意为标准，因为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精神产品的消费主体。政治尺度、伦理尺度和审美尺度反映的都是人民群众的特殊要求。毛泽东的价值尺度的第三个特征是一般人性与党性的高度统一。人是有阶级性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切人谋利益的，因此，我们是以人民群众而不是所有人的拥护为尺度的。
人民群众的需求及其满意度总是具体的、现实的，也是复杂和充满着矛盾的。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政治尺度与科学文化尺度、高雅艺术与群众艺术、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从而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人生价值尺度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具体如下：
一是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人民的利益是多元的，其满足程度也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的期望与现实之间距离的不可消解性。毛泽东认为时时刻刻关心他们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谋利益，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一切问题，这就是施仁政。但是，“所谓施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为了眼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这是施仁政的错误偏向。”
二是政治尺度与科学文化尺度的关系。“香花”与“毒草”是毛泽东对人们政治观念和行为所作的形象比喻。他认为：凡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的就是“香花”；而分裂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或者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破坏或者削弱民主集中制、摆脱或者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有损于国际团结则都是“毒草”。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道路和有利于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指出，这些只是政治标准，是最基本的、普遍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不能替代审美标准等其他价值尺度。
三是高雅艺术与群众艺术的关系。“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高雅艺术和群众艺术、提高和普及是精神产品生产 中的一些难以消解的矛盾。毛泽东找到了消解这些矛盾的突破口。他认为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坚持“两为”方针。我们的精神产品，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要能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给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享受、受人民群众欢迎就是好的东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精神生产有自身的特殊规律，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有自身的特质，应该尊重精神生产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内在规律性。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凡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家科学家的自由讨论、实践和实验去加以解决，而不应当采取政治手段和行政干预的方法去解决。同时，他又指出，我们还要用辩证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待、评判精神产品和新生事物。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各类精神产品之间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且独立是相对的，联系才是绝对的，因此没有所谓“纯文学艺术”与“纯文学艺术标准”。历史证明，过分强调独立与过分强调联系都是会吃亏的。
四是为大众的动机与被大众欢迎的效果的关系。价值标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究竟是看动机，还是看效果呢?唯心主义强调动机而否认效果，而机械唯物主义则强调效果而否认动机，辩证唯物主义则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一切具体工作中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不一定就会产生受大众欢迎的效果，受大众欢迎的效果也不一定就是产生于为大众的动机，因此，必须综合地而不是片面地看某一方面。检验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和善良，最终还是要看他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三、毛泽东民生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完美结合，把“小我”融化到实现为民族“大我”的人。他创构了独具特质的民生价值观，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又坚持不懈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无私无畏地为民族的命运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而奋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深刻的启示。
一是把民生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智力支持。改革开放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现实课题，其中民生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首先。民生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源于生活，任何哲学无论其语言看起来多么的晦涩难懂，所表达的依然是人民生活的现象和逻辑。哲学家应当去贴近民众的生活，关注民众的疾苦，从民生中寻找灵感，反映民众的心声。其次，民生是哲学的服务对象。人们需要哲学，哲学家也需要人民。哲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成果从书本和课堂中解放出来，推向社会生活中去，与人民一起分享，把哲学变为人民的精神武器，引导人们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再次，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民生。哲学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哲学家们的专利，一切健康的人都具有哲学思维的潜质。拥有哲学，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科学认识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层次探讨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我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前提和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条主脉的“遗传基因”就是这样一种以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保障和改善为己任的哲学。毛泽东价值观鲜明的民生取向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与走向，形成了以革命为主题的“斗争哲学”、以改革为主题的“建设哲学”和以发展为主题的“和谐哲学”三种基本历史形态，其共同本质就是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民生取向肇始于孙中山，奠基人正是毛泽东。我们应该采用哲学的视角看待民生现象与民生问题，进行哲学通约性的探讨和鲜明的理论定位，将我党民生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升为理论成果，构建民生哲学的理论框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科学发展提供新的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党的宗旨在新时期的根本要求和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同时，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发展说到底就是民生状况的改善，以人为本就是以民生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三项基本要求的依据，是统筹兼顾的出发点与着力点。民生保，民心顺，则和谐生。关注和改善民生，才能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他们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
三是把民生的保障与改善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标准，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正确的导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当前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事情。各级政府应当把民生的保障与改善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充分发挥价值尺度对政府及其成员的行为的导向、规制与校正作用，强力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趣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是新时期我国各级政府的行动指南，民生状况及其改善是检验执政绩效的一项基本标准。我们要牢固树立“改善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绩”的执政理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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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9 17: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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