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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如何自由的。诗歌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这是诗歌犬儒主义和建构论者都十分恐慌的话题，同样也被学院自由主义称之为“不成熟的、青春写作”的必要条件。建构论者满怀“理性的致命自负”（哈耶克），要构筑诗歌的伪道德体系，于是出现了布满诗坛的“颂歌口水体”和道德语录。犬儒主义在耗尽了由西方平移的疯狂的非理性主义之后，已经越来越无力支撑自己下滑中的脆弱。学院自由主义者在“价值中立”的掩护下一路撤退，一直退到与诗歌不再发生关联的“语词游戏”之中。但我也未能在当下的“民间派”写作中找到诗歌的精神自由，虽然“民间派”中也不乏犬儒主义和建构论者，他们可能以为找到了另一种“消极的”诗歌的自由。在1990年代之后的诗歌自由谱系中，一种油滑的、老练的、策略的诗歌的自由是存在的，但它不仅未能让诗的自由成为可能，恰恰成为诗歌自由的敌人。它消弱了诗歌的主体性权利和自由的本义，成为诗歌被边缘化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一种价值事实，还是一种“科学事实”。以论域方法来考察价值对象，我们不难判断出诗歌与外部世界的基本关联，我们不禁要问：诗歌的当下自由在哪里呢？
在学院自由主义者看来，诗歌的放弃自由是一种“主动寻找的自由”，这种对“现实叙述”的放弃是为了诗歌的真正自由。李怡认为：“所谓的学院派诗人更习惯于将艺术的实践与他们的知识探求、文化建设相互联系。他们关于文化建设的设想似乎要落实为具体的文学（诗歌）选择，而诗歌创作的特定走向也有必要在更为恢宏的文化的知识背景上加以阐发”（《任洪渊及其学院派诗人》）。可以看出这是为了给学院派诗人放弃自由而寻找的先绕到泰山之巅看风景的理由。他还认为“差别还在于艺术的理解上”。果真是“艺术理解”上的差异吗？关键还要看他们倡导的艺术去承载什么样的使命。其实按照这种范式建立的自由是一种“自由虚幻”，因为诗歌的精神是无法与自由脱离的，哪怕是瞬间的脱离也足以致诗歌于死地。也许学院派的主张真正的目的是想保持“价值中立”，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学术与社会承担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价值系统。可能是这些所谓“学院派”诗人对马克斯・韦伯的误读完全沉溺在了语词的排列之中，又从西方移植了“零度写作”的基本方法。的确，在食指和郭世英的年代，陈寅恪、顾准式的自由表达完全可以理解，但食指、郭世英也未采取学院派的自由范式，而是把自己燃烧成了自由的火炬。正是由于人的行为的有限性，我至今也无法做到食指和郭世英的诗歌的自由，我悲哀的是自己的悲哀。然而“学院派诗人”可能嘲弄这种非成熟的、急于寻找社会承担的幼稚。可是嘲讽者哪里知道这种嘲讽成为了对自己卑怯的嘲讽。连萨义德也认为如果寻找一个与诗歌相关联的词，那么这个词便是“自由”，“它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而产生非强制的知识。”学院派或另一种自称“知识分子写作”者之所以放弃了诗歌的自由，一方面是因为世俗利益保证了他们的诗歌安适。已经不再顾及自由是诗歌的摇篮，又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甚至已经认为没有策略的诗的自由还会影响他们正在享有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价值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会有着现实的利益关怀。已经认为诗歌无法承担什么自由，仅仅是一种语词的逻辑而已，至多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抒情。果真如此，自由在学院派诗人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他们已经藏在了罗兰・巴特、德里达和巴赫金理论的花丛中，口中谈论罗伯特・彭斯的《奴隶哀歌》也至多像我们观看董存瑞炸雕堡的塑像。黑斯廷斯・拉什道尔说：“所有道德判断在终极意义上都是有关目的之价值的判断。”只是学院派诗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价值判断，一个不再追求诗歌自由的“价值中立”已经没有了价值立场。有的只是对修辞的体贴、理解和矫情，甚至达到一种自我审美判断。很明显这种诗歌的自由范式陷入了一种精神泥沼，满以为遁入诺思罗普・弗莱所描绘的“诗歌宇宙”可以无风少雨、尽享太平，殊不知其思维和行动都罩在了主体性被异化的、自由精神被熄灭的牢笼之中。
如果说诗歌的学院自由主义倡导了一种自由乌托邦的话，诗歌的建构论者旨在构筑诗的审美化倾向和宗教化虚幻。可见，建构论者对于诗歌自由的放弃成为这种建构的必要条件。在一个与规则相关的开放社会对于诗歌唯美化的提倡同样是一种精神萎缩的危险。这里不但提供了一种伪道德预设，还在审美的名义下混淆了诗歌的价值取向。与学院派同类的是这种建构论者忽略了，或者根本不相信人的理性的局限，完全以狂热的姿态吞食诗歌原本的自由，进而纠结各种伪“艺术自治”而向诗歌的自由进行围剿。与诗歌的自由本质相比，建构论者进一步把诗人神圣化了，成为道德的生产者和裁判者，借此把自己神化。他们虽然继承了伯格、拉克曼和皮亚杰的衣钵，但并未有能力继承他们的精神。一种蹩脚的建构论不仅是对人类理性认知的忽略，还是故意放大了某种道德效应，遮盖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真相。按照建构论者的理由是，诗歌只能以美的意蕴反映世界，诗歌秩序不再是批判理性，仅是对世界的一种美的感受。建立在唯美基础上的这种泛审美化倾向不再向我们揭示人生的伤痛，不再对荒诞的世界进行提醒，对于世俗世界的本质性纷争也拂袖而去了。他们说在诗歌中唯美才是人间的正义，说到底也仅仅是“到语言为止”。凯尔森说，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来看，所存在的只是人的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没有得以解决的方式，或者是以牺牲一方利益来满足另一方面的要求，或者是在彼此冲突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所以，人根本就不再证明任何一种解决方法是正义的。然而，作为建构论者来说，他们不仅宣布了自己的道德神话，还宣布了自己的正义立场。基于此，在中国大地之上、在所谓的权威诗歌媒介中有大量的此类伪道德诗歌充斥。因为它暗合了国家主义的理论立场，自然在表达渠道方面更为畅通，也更为光彩。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抵达了建构论者的理论源头，它的动力源泉已清晰可见。如此看来，这种诗歌的建构论者是无法让诗歌的自由生存的，因为国家主义的目的是权力的享有，它与自由是天然的冤家。也就像说纳粹是不会允许诗歌的自由的，纳粹只需要戈培尔的舆论建构。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建构论者是鼓吹诗歌的宗教化倾向。我们知道诗歌无法代替宗教，因为宗教不关心世俗利益，它只关怀彼岸世界。如果让诗歌宗教化，那么放弃诗的自由精神也仅是必须的条件之一。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宗教世界的诗意问题，只是讨论诗歌中的宗教化倾向能否实现诗的自由。在宗教化倾向的诗歌表达中，相同词语表达的仅是相同的价值评价态度，而并不反映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具有同质性，即相同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并不是同一的。对于表达宗教事实的概念来讲，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宗教价值需要的是一种绝对信仰，同时强调的是将来而不是现在。任何诗歌的自由状态都会破坏这种立场的达成，因此宗教判断从不关注事实判断和科学判断。只建立一种彼岸世界的“诗的自由”，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许多现实的勾连会使他们的各种努力成为徒劳。在这里我们无意要求海子式的颂歌自省，只是感到“他们设计的玩笑的圈套，受‘乌托邦’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米兰・昆德拉）。众所周知的是诗歌的自由与宗教的自由有着本质的区别，诗歌是与自然和他人建立的一种隐秘联系，除了尽情发挥生命的内蕴外，还要承担心灵的自由。建构论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把“明天”心灵的自由看成了目的。殊不知，没有过程的自由哪里会有目的的自由，任何为了遥远的目的的自由而牺牲过程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只不过以自由为堂皇的借口罢了。当然，我们需要的诗的自由并不仅仅是批判性抒情，或者曾被我们弃之远去的现实传译，只是指出这种建构论者弱化了诗歌的现实能力和经验能力。归根结底，诗歌的表达失去了心灵的舒展，也失去了原本的自由。诗歌引以为骄傲的伟大传统被当下的“诗艺探索”彻底切断，自由没有了。
建构论者的道德标榜之所以引起诗坛之外的关注恰恰是因为自身的理性缺失。它欲图创造一个超越世俗世界之上的、永恒的、唯美的诗歌世界，以此承担人类的共同精神需要。然而由于个体的局限和在现实世界面前的逃避，自己已是游荡在此在与彼在之间的幽灵。既无力构筑形上的诗歌世界，又不甘愿承担于现实叙述。因为它们不但抛弃了诗歌的自由，还丧失了抒情动机，彻底断绝了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张力关联。这种诗歌美学的不自由是在自身表达的无限延展的反讽中进行的，它提供给我们的诗歌世界已经陷入了历史主义的循环论怪圈。或许认为“诗人能追随宗教要比追随政治更为幸福，因为宗教超验的神谕的东西大大地解放了人们头脑中的想像力”（弗莱）。如果果真如此，诗歌应该去承担宗教的使命，但作为建构论者他们并没有实践中的宗教热情，也没有真正的宗教表达的信仰，只是一种为鼓吹诗歌美学而远离现实对抗的一种理由。所以，这种诗歌主张不仅是不自由的，同时还是不诚实的，既缺少了诗歌在现实世界高擎火炬的勇气，又没有宗教世界为信仰表达而铸成的虔诚。建构论者在实施诗歌的不自由过程中不仅削弱了诗歌的责任，也消解了他们对于当下话语的担当。表面看来这种消解包涵在多元价值共存的诗歌主张中，但梳理一下近几年的知识谱系便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有着千百年来的文化基因。这些方面鲁迅已进行过深刻的解剖，正是这种支撑完成了在文本层面的大面积媚俗和邀功请赏。一方面他们在温暖的斗室议论殉道者行动的燃烧，一方面又进行虚幻的建构承诺。谁能在这两个方面找到逻辑的因果关系，也许只有以埋葬诗歌的自由为代价。
表面看来相对于学院派和建构论者而言，“民间写作”是不屑于构建道德王国的，他们的诗歌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想触摸当下的世界，但是由于忏悔理性的缺失又出现了犬儒主义倾向、走上了另一种极端。“民间写作”在后现代主义的一片解构声中将所有的传统全部碎片化，结果是这种诗歌里只看到了从现实的场景偷取的符号，而看不到任何诗的自由。按照他们的预设是因为反对建构论者的虚假和学院派的麻木而进行的积极自由，然而，他们理解的自由只成为个人对欲望的肯定和满足。完全沉溺于世俗场景的结果是并未对这些世俗场景构成强有力的抗争，甚至使自己包括追求的积极的自由也组成了这种场景的一部分。这里面的典型代表便是那些“垃圾派口语诗人”。为了完成“写作诗歌”的目的，不仅拒绝了来自诗歌内部的自由的要求，还回避了内在的生命深度，我们见到的便是褪化了生命温度的“生活元素”。维特根斯坦说：“人们不可能从日常语言中直接得到语言逻辑。语言乔装打扮了自己”。所以，从生活中直接提取原生态元素来充当诗歌不仅是诗的自我消亡，也是自由的缴械投降。这种犬儒化姿态，作为原初对于学院派和建构论者的对抗是有意义的，自由的姿态也是一度可以肯定的，但是在确立了自己的姿态之后也仅仅只有姿态。一方面是时代和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各种压迫，一方面我们只回到了“原生态写作”，彻底放弃了诗歌的价值关怀。包括近年来大量流行的、已经十分庸俗的“诗歌地理学写作”，其中也不乏一些个性鲜明、地域色彩浓厚的好诗，但任何形式的滥用便会成为自掘的坟墓。从当下诗坛大量复制的“地理版图”来看，这里只有地理而没有诗歌。为了“地理”的罗列需要，不再是生命本身的内部表达，只能成为地理版图的分行注解，在这种诗歌写作中已经没有了诗歌应有的自由张力和灵魂纬度，只是文本对文本的机械链接、语言对语言的拙劣复制、元素与元素的庸俗重叠。如果说这种犬儒主义出发时是为了对抗束缚自由的建构论者，那么建构论也只是扼杀自由的工具，并不是工具身后的主谋。可惜犬儒主义错把工具看成了原因本身。应该说从工具理性来看，建构论仅仅是干将、莫邪，只是一旦铸成，我们已对其无法左右。如果说民间写作的犬儒主义倾向是一次行为上的迷路，那么只要有真正的自由坚持还会校正自己的方向。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看到他们的幡然醒悟，只看到了更加致命的非理性的自负。按照任不寐先生的说法，他们并非是向民间回归，“不过是向灾民理性回归，除了可触摸到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相信”。建构论者是以虚幻的道德承诺逃避自由的承担，而犬儒主义则是对自由的亵渎。有论者指出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场景中，生活的原本状态在诗歌中不断凸出，写作者不再追问“其中的政治折射和反馈的危机”，只是坐在“非理性的自负”的摇篮里进行疯狂的自慰。本来应该进行的诗歌的自由担当变成了自由对他的担当。这样一来，诗歌在这个时代不断滑落、不断被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诗歌不仅抛弃了为自由的责任担当，还把自己沦落为十足的自娱自乐者。这里面不仅折射着当下诗人的工具理性危机，还潜藏着文化结构中的深层危机。李银河在评价这种犬儒主义时一语中的：“理想主义的丧失成为获得这种宁静和快乐所付出的代价”。作为诗人不只是面向内心的，更应该有社会公共性信念的自觉确立、公共责任的担承与公共人格的追求。因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是人伦传统变革和精神生活的变革。我们不仅需要自我存在意义的确立，还需要社会合作理性品质的化育与人文公共性价值理念的彰显。诺思罗普・弗莱认为：“许多艺术家，尤其是其中伟大的，都甘愿成为自己社会的代言人。但是就诗人在道义上的重要性而言，他们反映着本社会通过其努力所真正获得的成就，并在一定的距离内追随着这些成就。因此，艺术家的道德观必然在于竭力支持社会的工作，办法是构思一些可行的设想，模仿同胞的行动，其思想方法应能促成两种规范的实现。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公众至少会把诗人的设想明白地说成是开玩笑或异想天开”（《批评的解剖》）。在一个总体性的同质社会向多元的市民社会的变迁中，我们遇到的最影响自由的障碍是什么，如果诗人们不能回答，不能点亮人们认识的路径，也只能让诗歌回到它的小圈子里进行所谓的“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然后再作茧自缚吧。他们虽然是安提西尼的徒孙，但远远没有祖师爷的境界，因为作为一种批判力量的文化诗学，它已无力抗衡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工具理性。
当下诗歌中自由的丧失其实是一种诗人的岗位丧失。不论是学院派诗人、建构派诗人还是所谓的“民间写作”者、犬儒主义者，失去了岗位，也便失去了岗位表达的能力和机会，也便失去了写作的意义。萨特认为“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介入了社会、介入了生活。萨特认为的“介入”其实就是诗人的行为，只有行为的自由自由才存在意义。然而当下诗歌由于深受巴特“零度的写作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的影响，愈来愈逃离了现实的风暴只在自己语词的港湾里缄默。我所主张的诗歌的自由和介入，“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声音，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如说，和平与正义事业”（萨义德）。如果一味地“躲避崇高”进行私人化呓语，在当代的风暴中只能愈加衬托出诗歌的悲哀。那么，在当下诗歌是如何自由的。我所理解的诗歌的自由也并不是要让诗歌全部承担所有的时代使命，诗歌无力也无法如此承担，也不是回到简单的政治诉求、道德欲望和宗教代理。而是诗歌在这样的时代必须要认识和介入时代并进一步表达这种认识和介入，也必须是抛弃了功利主义的现实欲求仅仅是唤醒而不是拥有。正如我们在黑暗的坎坷中远行，不仅需要现实的灯光还需要远方理想主义的召引，作为诗歌完全有这样的能力承载。黑暗中的灯光只照耀了道路而不占有道路，远方的理想只鼓舞了我们的动力并不与我们平分目标，这便是诗歌的基本使命。在照耀的过程中，诗歌的灯光始终是一种心灵抵达心灵、生命关照生命的温暖，夜晚的灯光给我们无限的暇想和心灵的自由。诗歌在介入时代的风暴的过程中也必须为自己的立场发言，在重大的历史主题面前一味失语标志着诗歌的死亡。诗歌的自由应该起码表现在对各种“进步”的对抗之中，表现在独立的、发自生命内在要求的审判。诗歌的自由不仅是对诗歌本质的需要，也是诗歌得以存在并介入时代的基本需要。阿马蒂亚・森认为：“在发展的概念中，个人的自由之所以极其重要有两个不同的原因，分别与评价性和实效性有关。……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由此看来，当下的诗歌有什么理由进行语境的迷失，和寻找民族主义的安慰。当下的诗歌在各种“技术主义”的理由下已经龟缩得太久，是否已经错把牢笼认作了自由、把地狱认作了天堂、把死亡认作了新生、把魔鬼认作了天使……
关于自由，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又是一个尴尬的话题。既是宪法和上帝赋予的权利，又是被公权力以各种理由剥夺得最多的悲惨的词语。关于诗歌的自由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本来诗歌的自由是一个常识性话题，由常识成为陌生可见诗歌的自由已经承受了过多的世俗诱惑。正是如此，诗歌的自由实现不仅有着非凡的现实关怀，还有着诗歌能否再一次引领时代火炬的可能。自由与诗歌的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现实关联，也许诗歌的自由对于自由来讲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或许已微不足道。但是诗歌作为真正的诗歌已无法承受再一次被边缘化的羞辱。诗歌可能无法战胜尼禄，无法战胜戈培尔和萨达姆，但它完全有唤起战胜尼禄、戈培尔和萨达姆的力量，这便是诗歌的光荣。这光荣的拥有来自于诗歌精神的自由。诗歌在过去的1980年代有过自由的传统，它承续了诗歌的精神血脉，在已经多年的“怎么写”的诗艺转体之下，我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写什么”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在当代诗歌取得重大“诗艺”成就的同时，一种越来越丧失了自由灵魂的危险已经逼近了我们的视域，我们期待的现实的诗歌自由关怀能否同时代的风暴一起降临，将是检验当下诗歌获得新生的参照。
（选自左春和评论集《诗歌是如何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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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3 1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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