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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农户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农业、非农产业及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建设、提高人口素质、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优化农户投资结构，使农户投资结构更为合理，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959(2011)05－0100－04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农户是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其生产处于半自给与半商业化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拥有了经营主体地位，可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农户如何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组合起来以获得最大收益，除了受自身条件的制约，也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干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农业、非农产业及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市场化使过去限制农户的诸多条条框框被摈弃，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体制转轨和经济持续高增长，为农户的结构调整和多种经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机会。
当前的东西部差距，突出地表现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在西部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就有5个，云南、贵州、青海三省虽不是民族自治区，但各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据2000年人口统计，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占54.25％；青海省与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59.43％和55.94％。因此，按照惯例，本文所提到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八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所以不能向更高层次发展，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至今仍为传统农业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非农产业有了从雅到有的发展，但总体上还是一种农业经济，且投资主体由政府、集体向农户个人转变。1918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千家万户的小农成为农村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1980年到1981年间，农户的投资在农业投资中的比例迅速增加，而同期政府和集体对农业的投资则大幅度减少。为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应调整和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投资结构，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运行质量。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行为以发挥农户微观投入的潜力和优势，对保护和激励农户对投资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现状
投资结构包括投资主体结构、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产业结构。投资主体结构，即投资主体比例关系；投资来源结构，即不同来源占投资总额比重；投资产业结构，即投资于三大产业的比例等。本文农户投资结构指的是农户投资产业结构。表一显示了中国2008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三大产业的比例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中国的农户投资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89.8％、3.1％和 .5％，而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与全国均值差距分别为3.3％、-2.4％和-0.9％。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值；投资于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值。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投资结构不仅导致农业的相对过剩，也抑制了服务市场需求的增长，影响农户收入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资源、区位、资金、人口、技术、市场、制度和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对投资结构的调整形成阻碍。正是因为这些方面存在的缺失与不足，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调整显得相对缓慢。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中的问题
首先，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大，而农牧业生产基础薄弱，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农牧产品加工企业。2008年，东部10省市(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山东、江苏、福建、浙江、广东等)农户投资于第一产业占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比重是8 . ％；西部少数民族八省区高达93.1％，分别比全国和东部地区高3.3和 .5个百分点。投资于第一产业比重如此之大，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层次低，经济不发达。而农户收入高低则主要受到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表二中各省区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基本上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水平。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产品虽然丰富，农户的农牧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但由于农户居住比较分散，很难将这些农户集中起来生产以达到有效的生产经营规模，而个体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非常有限。农户的这种投资水平影响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的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值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限制了农户收入的提高。在现有条件下，农户便没有能力进行自身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只是长期在原有的规模上进行循环。
其次，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例低且结构不合理。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例低。2008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第二产业占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比重是1.3％，比全国均值3.1％低2.4个百分点。就从业人员来说，少数民族地区农户从事第二产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1，2％，比全国均值22.5％低11.3个百分点。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例与全国相比有较大差距。二是投资收益率低。投资收益率指投资收益占投资成本的比率，反映投资的收益能力，本文用农户投资净收入与原始投资的比值来表示。2008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为3，32％。比全国均值3. ％地0.28个百分点。农户投资收益率低导致农户对投资的预期降低，抑制了其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限制了其从事第二产业投资的能力。
再次，农户第三产业投资局限于传统项目，且社会化服务功能弱。从总量上看，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第三产业的比例相对比较高，平均值为5. ％，仅低于全国平均值0.9个百分点，但其收益较低。2008年民族自治地区农户第三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1.04％，比全国平均值11.25％低4.21个百分点。从投资的内部结构看，在投资的项目中，传统第三产业占主体。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的第三产业很难向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科技服务等新兴产业进行投资，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另外，少数民族地区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差，整体经济效益不高等诸多问题，也制约了农户第三产业投资项目的选择及投资收益率的提高。
与农业投资相比，尽管农户的非农投资发生率低，但一旦进行非农投资活动，其通常所需的资金规模远远大于农业投资。与传统农业相比，在工业、服务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必须达到一定的资本门槛，并非普通农户所能实现，因此不同农户的非农投资差异很大。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户融资渠道受限，获得资金的来源与数量也比较少，影响投资数量，难以达到有效的生产经营规模，影响其投资效益，也制约了农户投资 结构的调整。
三、调整和优化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投资结构的对策
首先，加强基础建设，改善农户投资环境。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生产增长缓慢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大大降低了农户的生产力，阻碍了农户投资。有证据表明，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够促进产品流通，并且有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从而提高农户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提高农业投资的效率，也会提高农户非农投资的效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阻碍农户投资优化的主因。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2005年，用水有保障的村，全国平均值为 .1％，东部地区为80.35％，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仅 3.28％；通电的自然村，全国平均值为91.4％，东部地区为98.9％，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仅88.1％。因此，为了提高农户农业投资收益，须改善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方式除了农户自己解决外，更主要的还得依靠政府的适当投入。充裕的财政资金、优化的财政支农结构和健全的财政投入机制，及其所带来的农户投资环境的改善，能有效调动农户投资的积极性。
其次，拓宽农户融资渠道。资金是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资金，就雅法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短缺是农户在自主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一个开放的农户经济系统下，农户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两种。东部地区农户的收入较高，能够投入到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的资金相对充裕，从而容易形成农户投资发展的良性循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的人均纯收入较低，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再雅其他融资渠道，农户利用社会资金的渠道不畅，就会使资金成为制约农户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目前，融资对农户的农业投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非农投资的影响则很显著，这主要是由于非农投资所需的资金数量通常远远超过农业投资。而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又缺乏一个及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户在融资方面面临着严重的约束，直接阻碍了农户非农投资的增加。朱喜、史清华、李锐通过对转型时期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农业投资进行融资的问题不大，主要的瓶颈在于非农投资。
再次，提高民族地区乡村人口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如果说农户没有或缺少自有资金还能借贷的话，没有技术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有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农户投资结构。由于自然、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发展相对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都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基础教育普及率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落后，人才总量不足，高素质人才缺乏。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8年少数民族地区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 .28％，高于全国 .1％的水平，更高于东部3.2％的水平，尤其是西藏、青海、宁夏等省区更为突出，其比例分别高达50.2％、23.1％、18.1％。另据陈力的研究，西部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与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大差距。目前东部平均受教育年限10年零8个月，西部仅为3年零 个月；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4.5年提高到目前的8年左右，也就是说，西部人均受教育年限还不及80年代初的全国人均水平。另外，少数民族地区高素质人才也非常缺乏。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来反映高素质人才的分布状况，2008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素质人才的比例全国平均为1.1％，而少数民族地区则只有0.15％，各省、市、自治区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是西藏、青海、云南和贵州分别处于全国倒数第一、二、三、四位。这些都使得农户没有相应的知识、技能进行非农投资或现有投资效益不高，影响其投资结构优化，许多好项目雅法经营。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自己的人才，是人才资源开发工作的当务之急。少数民族地区应当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加大扫盲力度，将农户培养成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
最后，建立完善的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农户调整投资结构，既有调多少、调什么的技术问题，更有为什么调、向何处调的理念问题。农户居住比较分散，信息来源渠道比较狭小，生产投资的信息除政府提供外，主要依靠周围人们的示范、交流。而技术在农村传播时却很少有人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往往随着技术的传播，对当地生产的适应度却在不断降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不畅是制约农户增收的原因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受地理位置、人文和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制约，造成农户获取信息渠道贫乏，缺乏农业技术指导，增产难；区域性小市场与大市场信息沟通不畅，农户增收难；农业教育、。生产、流通、服务体系不协调，提高产品质量难。因此，在现实中，农户的信息拥有量不但不能完全了解本地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更是有限，在农户增收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的现阶段，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进一步强化信息服务，才能帮助农户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使其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政府需构建各种信息平台，为农户投资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程然)
(责任校对：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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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5: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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