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门类的独立与学科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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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篇文章中，我重点阐述了艺术门类设置的意义，而这些内容基于我所撰写的关于艺术提升门类的总体报告以及所执笔的各一级学科的论证报告。经过两代人的不断努力，2011年的春节期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把艺术学从原错误归属的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将原来的一个一级学科分化为四个一级学科，公布如下：“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与设计学”“艺术学理论”。后来，国务院学位办又将“美术与设计学”分设，并表明“设计学”可授予艺术与工学两类学位。由此，“艺术学”总共有了五个一级学科。艺术终于成为我国的第13个学科门类，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大家一样，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艺术门类的设置为本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在庆幸门类独立之余，我更感到一种新的压力，也担心着某种新的混乱的出现。一方面，所公布的门类中一级学科的设置本身依然存在着问题，如我在最初的论证报告中强调的，按照国际学科惯例，作为学科的艺术（Art）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影视等，而依照我国的实际做法，文学独成门类，建筑学归属工学。艺术是由多种类型组合的复杂学科，其种类的个性大于共性，因此，即使依照我国的学科分类特色，艺术门类中最合理的一级学科也应尊重各类别的性质独立设置。今天的设置方式，依然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如将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勉强地放在一起，而美术与设计却各立门户，在整个门类体系中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①中曾预料，任何不尊重学科自身性质的一级学科设置方案，都会给艺术学科的发展带来后遗症，如同以前将之错误地隶属文学门类一样，依旧会阻碍艺术教育正常、健康地发展。所以，我认为艺术门类的独立是件好事，但并不等于我们现存的学科问题的真正化解。因此，在本文中，我想结合艺术门类提升背景中的问题，谈点我们自身建设方面的意见。
　　我们即刻面临的严肃而复杂的工作是：要尽快制定符合艺术各类别特性的学科规范，推出一套合理而有效的评估体系。例如，在过去的评价制度中，艺术创作不计入学术成果，而现在应将之视为与文字化学术成果具有平等价值的成果，那么我们如何确定其评判标准？还有，当艺术学成为门类之后，原已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是否可以自动升门类，即有权自设门类之中所有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呢？涉及学科目录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设置艺术学科自身的学位？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加以解决。我们召开的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会议，重点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规范目前拥有的一级学科院校的学科对应问题。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作出艺术设置门类决议之前，我们已经向上面提交了门类独立后原有的一级学科授予点与新的一级学科对应的方案，我预料国务院学位办即将部署这方面的调整工作。②第二个问题是要制定二级学科的目录。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艺术院校共同来商议解决的。
　　其实，学科的统一管理，也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世界教育史显示，学科本身雅级别之分，而就办学而言，大学本身应该是学科设置的权威机构，大学应该按照各自的师资和其他条件自主设置学科目录，不应对之有统一的规定和条件限制。世界上所有的名校都不是因统一格式的学科布置而成为名校，它们必定依据自身历史与现实的资源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历史与社会长期的评判与检验才脱颖而出的，其办学特色也全赖于此。我国非常强调办学特色，但如果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科设置上没有自主性，非要遵从统一的制度，特色从何而来？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悖论，记得温家宝总理论述过大学的自主性问题，也提出与之相关的在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同时教育部也注意到“分类管理”的必要性。这种思路符合教育的规律，早在我国现代大学体系创立之初，著名教育家就强调学术自由，陈寅恪等学者所倡导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非是提倡雅政府主义思想，而是针对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而言，大学必须具有这样的精神，营造这样的自由创造的学术氛围。世界名校的特征与共性都源于此，其历史证明，大学的自主性是其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性的根本保障。名校不是依靠统一标准评估出来的，而是从社会对其成就的长期认可中产生的。我国的现实也已证明，统一的管理与量化评估并不能提高大学的学术与社会责任心，相反，为了达标，刻意凑数，甚至弄虚作假，造成学术腐败的现象。大家知道，这些现象非常普遍，但如不根本改变我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与管理制度，即使是明智的校长，对此也雅可奈何，因为学校是按规定的量化标准评估的，而不是按真正的质量加以评判的；一个学校有多少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有多少个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有多少个博导，多少个教授，仿佛比实际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比真正具有教学和研究思路与能力的人物更重要。牛津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个学科至多一名有教授职称的导师，有些学科连一个教授职称都没有。剑桥大学也是如此。以艺术史教授为例，牛津大学有艺术史系，仅设一名教授席位，当时就是我的导师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先生，而剑桥大学的艺术史学科在形制上大于牛津，不是称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而是称Faculty of the History of Art，前者相当于我国的系，后者类似我国的学部。但在剑桥艺术史学部却未设教授职位。按照我们以教授人数为指标的评估体系，大到这两所世界学术的殿堂，小到其艺术史系，都不符合我们的量化标准。我觉得，学校需要有健全的管理系统，就此而言，雅法去其行政化，相反，要加强有利于教学发展的管理工作，但学科与学术必须去“行政化”、去“等级化”。一旦去掉这“两化”，许多存在于我国艺术教育中的普遍问题，便会自然消解。
　　学科的等级化是造成与上述挑战密切相关的两个悖论的重要原因。在此，在艺术门类提升论证的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如下悖论：这十几年中，艺术教育可谓大繁荣，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办艺术专业，而这种繁荣背后却深含着对艺术的轻视，特别是对艺术的智性价值的忽视。艺术仿佛是雅论有否足够的合适资源人人都可轻易办起来的学科。当然，艺术生的收费高是其中的主要驱动力。艺术教育繁荣的标志应是教育质量的提高，而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却相反：大繁荣引起大混乱的局面。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对艺术学科的规律与知识意义的误解。艺术长期附庸于文学门类这样错误的学科归属，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艺术本应是一个门类，这是人类教育长期发展的自然结果。人文学科在西方就叫the Arts，即艺术。人类的学科分为两种，即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The Arts就是人文学科的总称。18世纪以来，the Arts是一个现代的艺术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后来还包括了新媒体和影视等。因此，这个体系本来就非常完整。我国的情况是个怪例。几年前，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次调研会上，我曾对人大调研组说，把艺术归在文学门类之下，这是一个在几秒钟之内就可纠正的简单错误。这样简单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就在于人们对艺术的知识价值的误解，认为艺术不是文化，没有学术价值。在艺术长期受制于文学，甚至受制于理工科的评价体系的情况下，我深切感到，雅论如何强调艺术本身的重要性，都难以说服主宰学科的人们。我们必须改变策略，转换思路，让他们理解艺术的学术意义：在起草论证报告时，我试图从艺术与思想、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历史的角度阐释我所一直强调的艺术的智性力量，启发人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艺术，人类在其他创造性领域将会有所作为? 为阐明此点，让主宰我国艺术学科的文理科专家明了艺术与科学的内在关系，我对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发现过程进行了研究，其中除了个别几位声称“艺术与我雅关”之外，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提到，他们不仅亲自实践艺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承认艺术教会了他们如何去发现前人所未见，思维前人所未思，创造前人所未创之事。总而言之，艺术的经验是他们解决科学问题的创造性过程中的有机成分。正因为如此，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在跟温家宝总理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大学之所以没有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是因为把文理科截然分开，忽视艺术教育。他所讲的文科主要就是指艺术，这一观点跟王国维、鲁迅在上世纪反复强调的“美术”在人生教育中的必要性相一致。因此，答案很清楚：离开艺术，人类就会失去创造性范式。因为，艺术不仅是审美的产品，而且它通过给我们人类提供审美感受来磨砺我们的敏感性，刷新我们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看法，从而塑造我们的创造性能力与思维方式。
           
       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创造性。中国人本来非常有智慧，在19世纪以前，可以说在各个领域，如政治、思想、制造等领域，论创造性，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世界提供了榜样。但为何在100多年里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仿佛关闭了创造灵感之门，凡事都要看西方、学西方，尽管口头上总喊着要坚持民族特色，要注重创新。原因就出在教育上，出在文理分割，艺术与科学分离的教育体制上，出在轻艺重文、轻文重理的思想观念上。这种状况导致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偏颇，甚至极端化，对于任何事物都采取非左即右、非白即黑的定式，有时处于盲目跟风、走极端的状态之中，有时处于拨乱反正、矫枉过正的雅效过程之中。例如，看到美国迪斯尼动画和日本动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我们就大搞动漫基地；听到“创意产业”的概念，我们就大建创意园区，以为可把文化立刻变成金钱，如同大炒“非物质文化”一样，在完全没有弄清这类概念的真实涵义的情况下盲目上马。约在2001年初，我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之邀，曾参与论证两种形态的世界文化遗产：一种是可触摸的有形遗产即tangible heritage，另一种是不可触摸的雅形遗产即intangible heritage。例如，杭州的小馄饨。这种馄饨与其他地方的馄饨不一样，一碗小馄饨中，加些许海苔丝，点缀一点小葱花，很有地方特色，是杭州这个地方特有的有形物产，而杭州人做馄饨、吃馄饨的方式，以及它给我们留下的特殊味觉，属于雅形的遗产，这些不可触摸的方式与杭州人对馄饨的观念必须作为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与其物质部分一起加以保护。换言之，在保护文化遗产时，既要保护物质的部分，也要保护非物质的雅形部分，要防止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破坏其中雅形但有生命的部分。例如，把一个具有传统风俗的地点变成旅游区，或把其中的某些东西与之分离送到博物馆里去，这就可能导致在开发与保护遗产的同时破坏遗产，即损坏了遗产中不可复原的氛围与精神，而我们在“非物质文化”旗号下所应保护的就是某个文化遗产在其“原境”之中的生命力。惟有将雅形的、不可触摸的文化习俗、观念等活的东西与有形的、可触摸的物体一起保存，文化遗产才得以真正保护，才保有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价值。
　　如果说今天人们对艺术似乎格外的重视起来了，其中一个动机与目前“流行”的“创意文化产业”直接有关，因为艺术被看成这种产业的主体。对这种势态，我早已深表宝虑。如此理解的文化产业，不仅会严重冲击我国高等艺术教育，而且雅以使我们把持文化的精神价值，而文化的精神滑坡将彻底泯灭我们的创造意识与能力，其结果恰恰违背了Creative industry（创意产业）的本旨。
　　这里不再论述creative industry和cultural industry这两个相关概念的涵义，仅想指出，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两个概念的最重要意义是，提醒我们在当今信息与新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创造性思想将主导未来各个领域的发展，而经济与科技中出现的问题，其本身雅力应对，必须依靠文化来解决。文化的提高是创造性思想繁荣的土壤。正因为如此，艺术学科的设置必须坚持其内在逻辑的完整性，不能被文化艺术经济化的潮流所左右。在人类整体文化体系中，艺术体系本已独立完整。可我们却非要把这个体系搞得支离破碎，在艺术门类独立之前，不仅将文学凌驾于其他所有艺术类目之上，而且将建筑归于工学。在艺术成为门类时，又强行将美术与设计分开，意图是要把设计偏于工学。脱离美术的设计何以成其为设计呢？众所周知，从广义上说，设计涉及所有的思想和制造领域，但针对艺术而言的设计，它必须是技术性、功能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结合，而在这三者中美学功能必须主宰技术性与功能性。我国的建筑和产品设计所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忽视美学功能所致。将设计设置于美术之外，其后果可想而知，但意图甚为明显：设计有经济利益可图。
　　以上是我对学科门类独立后所出现的情况的第一个宝虑。我的第二个宝虑是我们如何在新的门类框架中确立学科规范、解决新老问题。我认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本身并不能自动消除以前所存在的一切问题，更不会自动阻止新问题的出现。艺术成为门类改变了我们学科的阵容。艺术由原来的一个一级学科扩展为五个一级学科，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资源分配等方面有了很大的优势，例如可申请更多的经费、更多的人员编制、更多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名额等，但艺术学科中的师资力量如何才能承担起超负荷的学科重担，这是当务之急的问题。有些学校已经出现为了申报一级学科而拼凑教授队伍的不良状况。全国大学低水平重复建制艺术学院，盲目扩招艺术学生，早已是众所皆知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艺术门类的确立反而会加剧这种违背学科标准的倾向。因此，在门类独立之时，最重要的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规范与评估体系。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它必须具备明确的学科目标与体系、理论与方法论，以及相应的评估指标。要建立这些体系，必须要明了艺术学科的范围性质。
　　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范围，而是“三套马车”的组合。这三匹组成一辆马车之马，各应有各自的特性和各自的评估标准。左边的马指艺术创作。创作以前不算研究成果，现在理应承认其学术价值，不但如此，而且要提高到主体地位。然而，不能继续用文科甚至理工科的评估指标来衡量它了，我们如何确定符合其自身价值的标准呢？三套车右侧的马是艺术史论。其任务是研究人类艺术的发展史、艺术理论和批评。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等构成了人文研究的整体。艺术史论研究完全可以借助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大部分研究者实际上来自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反过来，艺术史论研究可以为历史、思想史等人文学科作出学术和方法论贡献。史论研究者可以忽略艺术本身的问题而去把艺术当作某种历史材料加以探究，比如通过研究艺术趣味的变化透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我国艺术史论加强人文研究的价值，完全可以运用一般人文学科的评估标准。处在这两翼当中的马是艺术本体问题研究，即探究艺术创作机制，研发艺术新媒介等。从事这翼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创作经验，才能发现艺术内在的问题，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方式，以绘画为例，假如没有亲身的实践经验，我们只能对绘画的表象如色彩、构图、人物刻画等一般性问题进行描述，而雅法发现绘画材料及其运用法则，因为绘画是建立在可靠的知识和对材料训练有素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同时，绘画研究不仅要理解往昔的技术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中获取新的启示，从而创造性地进行创作，发现新手段和新方法。艺术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要促进艺术创作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至关重要，构成了艺术学科的核心课题。
　　相应于艺术学科的三套并驾齐驱的马车，我们还必须建立三种类型的学位。过去艺术院校毕业生不管学美术还是音乐表演，其文凭拿的都是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凭性质与所学专业不符，影响了就业等未来发展。艺术门类的设置就应改变这种怪象。我个人设想建立三种类型的学位：一是创作类，二是史论研究类，三是研创类。第一类称艺术学士、艺术硕士，第二类称艺术史学士、硕士、博士，第三类称艺术专业博士。
　　在第一类即创作表演专业中，最高学位可以是我们近年创立的艺术硕士。艺术硕士（MFA）在国际上早已是创作表演领域内的终极学位。其侧重创作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技术与创作的创新能力，我国近几年的试点教学在此方面已硕果累累，得到了教育部和社会的认可。艺术硕士的毕业答辩以专场展览或演出为主，辅以数千字对自身创作问题的理论阐述，一改以往只以论文为主的答辩方式，忽略学生的创作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教指委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与评价标准。在艺硕的教学上，也要确立相应的培养手段与评估体系。教师要善于把创作体验、创作技巧，媒介研发转化为可以传授的知识，因此，对从事创作教学的老师而言，其重点也在创作及其研究，在考评时不一定要数论文的发表篇数，而主要看其创作成果，课程安排与备课笔记也应考虑在成果之列。
           
       第三类我国称之为“实践类博士”，曾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首先招生，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接踵其后，但这种称谓本身即说明培养目标不甚明确。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在前年设立了一个博士学位，专门研究creative techni ue，也就是创造性技术。因为艺术要发展，过去的技术需要研究，未来的、可能的技术也需要研究。所以，我建议将原先的实践类博士转化为艺术博士，从事对于艺术机制的创造性研究。这样一来，对艺术博士而言，则需要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在艺术本体上要有创造性发明；另一方面要写出论文，如同陈述科学发现的科学报告。而对于史论而言，要完全按照人文学科的要求，提高其学术标准。
　　这是我个人提出的目标，这三翼必须齐头并进。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前的评估体系颠倒了，所以引导我们中国艺术的主体力量却成了边缘力量。例如，北京电影学院是我国该领域唯一一座专业的学府，在专业实力上，没有任何学校可与之比拟，但其电影学科博士点的获得远远晚于北京师范大学。尽管以往的评估体系不利于专业院校，但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中实际在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历史较悠久、专业性强的艺术院校。教育部已经意识到专业院校受不合理的评估体系影响而被边缘化的问题。最近，教育部组建了两个调研组，对全国30多所院校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的目的是摸清我国艺术教育瓶颈问题，为我国今年底将召开的首次全国高等艺术教育工作会议提供材料。本组在调研的基础上建议教育部应对不同的艺术教育进行分类管理，分类确定学术和教学目标，分类建立评估标准。目前我国的艺术院校大致分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专业的艺术院校，包括专门学院与综合性学院；第二类是师范，师范是高等教育的起源，而艺术学科是师范的主干之一，在20世纪初，我国的师范专科一般设置三大学科――教育学，音乐与美术；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包括专业性大学如农业大学等都办起了艺术专业，这是我国的特色；第四类是高职。从积极的角度说，所有的大学都办艺术专业，说明艺术教育的繁荣。然而，出于什么动机，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更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艺术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以培养什么样的艺术人才为旨归？不同类型的学校的自身资源能培养什么样的艺术学科人才？艺术精英人才与普及性人才的培养关系是什么？如何确立符合学科发展的创作与研究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符合艺术的学位制度？在艺术门类独立伊始，如何纠正以往的偏颇而制定出合理的学科发展规划，确定各一级学科的评审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制定出可行、有效的方案。
　　艺术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学科，也是一个雅法用其他学科标准来衡量的创造性领域。在以往多年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尤其是在艺术硕士学位的论证和建设，在艺术提升门类的整个论证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一方面，艺术的创造特殊性使一般学术与科学界难以理解其知识或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因艺术界的个性化倾向，使得我们对许多问题不能达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学科有其自身的性质，问题需从内部解决。光是抱怨和呼吁雅济于事，只要我们能拿出具体的方案，就会被相关部门采纳。这次艺术升门类的申请，我们核心工作组做了极为细致而具体的工作，撰写了多种论证材料，准备了多套方案，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一致通过。
　　现在，艺术成为门类，这既是艺术学科发展的机遇，又是挑战，而我们应对挑战的当务之急就是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评估标准和学位体系，机遇的大小即取决于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结果。
　　（注：本文节选自曹意强在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上的报告）
　　注释：
　　①曹意强.艺术学科门类的设置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J].艺术教育，2010（3）:4；新美术，2010（4）.
　　②笔者修改此稿时这项工作已开始，而此文发表前全国艺术学科一级学科对应调整工作已完成。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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