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旷的回响――略论七月派的诗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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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七月诗派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位置的文学流派，在艺术观和文学艺术上有着独特追求，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追求、历史叙事、文学追求和时代精神的解析。本文试图从七月的理论来源、文学创作的风格追求以及经历了特殊时期归来的七月诗人的创作三个方面探寻它的整体创作理论和诗歌上的独立性追求。
【关键词】：《七月》；诗歌理论；独立性追求
　　
　　《七月》诗派得名是缘自于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风应该是七月诗派的一个中心人物。围绕他和《七月》形成的这样一个诗歌群体在理论和创作选择上基本走的是现实主义，主要成员有绿原、牛汉、阿垅、贺敬之等。从文学史来看，七月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是不完整的（他们没有社团和宣言）外，他们的创作也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要求有距离，这导致了他们作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湮没（当然有部分人的作品除外，如贺敬之等）。现在回视七月的创作，也许可以重新定位七月的价值。纵观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对七月的研究，大都是边缘性的解读，对于七月派似乎不公平，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七月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创作，忽略了作为整体的七月的文学价值。许多研究者还是没有能够避开平反后的大的重评论述，对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得失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够。
　　一
　　七月派诗歌的发展是在现实的立足点上充分高举个性主义，以五四精神传承为己任。既有和时代接触的责任感，又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美学追求，改造人生、文学审美、独立人格在七月身上都有体现。但面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和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协调这些内容，即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抓住机会，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等一系列命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思想和功利主义，也为后来的失语埋下了隐患。
　　40年代中国特殊的命运使得文学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调整，为适应抗战形势，诗歌创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进行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诗派偏向文学审美缺乏社会价值和政治抒情诗偏于社会价值缺失文学审美的两种方向创作都必须加以改正，七月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承继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行了一次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创造。从七月诗人的理论和他们接受新文学的角度来看，在对文学的历史吸收方面七月受到多种理论影响，无论是30年代开始走上文艺中心的现实主义还是在第一个十年风光无限的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七月诗人都在学习和吸纳，五四文学精神对整个七月诗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其中胡风是一个重要的中介。
　　胡风较为深刻地学习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继承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尤其是承继发展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主观精神和客观世界融合。他认为诗歌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只有情绪通过客观的形象表现才能成为诗。他的这些理论对整个七月的文学理论和历史继承都有着重要影响。
　　七月诗人在文坛出现是正是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七月从出生就经受着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作为他们精神中心的胡风更是对现实主义有着独特的研究，这影响着他们后来的创作立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和中国传统文人希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是很能够影响七月诗人群的，同时古典诗歌中的悲壮孤寂情怀也切合当时七月诗人的精神[1]。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进入也对七月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人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精神标志，这种强烈的个性精神给予了七月诗人更多的自觉意识。民族危机中他们更多的接受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具有强烈的社会精神，正是这种诗学意识将他们内在的传统士人的精神激醒。在此后，他们的诗在整体上显露了一种挑战者的形象，政治激情、人文精神、反叛意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力，及真、善、美的追求，都在他们的挑战者形象中得到了抒情性的融合。
　　诚如龙泉明先生所说“七月诗歌派是40年代启蒙和救亡的昂扬的社会激情在诗歌中的集中体现”[2]，七月派是在民族解放战争高潮时出现的，作家的创作更多的也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色彩，爱国激情、人格追求、美学选择同时还有外化的意志倾向等等都集中在了七月诗人身上。七月诗人通过关注民族现实和内心书写提升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人是一个自觉性的统一，但他们对政治化功利色彩也带有传统“士”的理想建构，心怀天下、兼爱众生，现实中他们又更多地处于边缘，这也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姿态。当历史的时钟停留在40年代末，“主观论”斗争的开始实际上已意味着七月开始受到社会价值的排挤，而在具有政治化色彩的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七月派整体上失去了最后的声音。
　　二
　　真实、独特、超前的艺术特色使得七月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与当时的文学选择有了距离，即使他们积极地从现实出发，敏锐地观察世界，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成员走到一起也是因为有共同的艺术倾向，在创作上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由诗的形式，更加多地走向生活，后期因为特殊的原因，七月过早地离开了文学舞台，也结束了他们富有激情的艺术生命，这似乎是一种文学顺应历史的必然，但文学的伤痕难以弥合了。
　　七月诗人在整体上受胡风理论影响大，强调在文学创作上主观战斗精神拥抱客观现实结合，表现了一种鲜明的战斗精神，从文学审美角度上来说，在文学艺术受到艾青的诗论影响较大。在胡风指导下，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得到了七月诗人群的继承发展，艾青的“诗的散文美”主张则在适应时代需求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现代诗歌的审美追求。绿原在《〈白色花〉序》中说道“七月诗人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长大起来的”[3]，当然这应该是从文学美学追求角度上做的一个论断。艾青对诗歌的独创性理论的发挥和真、善、美的美学理想事实上也影响了七月的整体美学追求。
　　艾青在《诗论》一书中明确提到‘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4]，综观七月诗人的作品，发现他们在创作中对真实性的理解，强调诗人要注重现实生活，认为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第一步，这和七月的现实主义指导从现实出发相吻合，而他们的创作更多地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到现实生活中，诗歌感情真挚，语言简单质朴，生活感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描写了一个保姆的一生，用真实的笔触写就了中国的现实，诗人在作品中凝集了自己的质朴之情。在创作中他做到了诗人必须在生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简明的理论、丰富的实践，给予了七月诗人最真实的诗歌艺术示范。除了生活性和感情的真挚，艾青在理论上还注重诗的社会功用，这一点在文学追求上似乎有些偏离，但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有着独特的一面，他十分重视诗歌的思想性，提出诗人应该是走在社会最前的旗手，影响着七月实现了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从西方浪漫派的学习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汲取，使得七月诗人的文学创作具有个性意识，经历了早期在诗艺上对艾青等人的模仿后，诗人开始结合现实找寻自己的新形式，并从西方现代派学习新的表现手法。为七月的诗美追求和新诗的艺术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七月的诗美追求主要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真实情感、意象美、散文美和艺术风格多元[5]。无论是胡风诗的特质是对于现实关系的艺术家的主观表现、内容决定形式，还是艾青的真、善、美统一和诗歌的独立性精神以及阿垅的诗学本体论，都是对诗歌创作所阐发的文学独立性追求，尽管他们试图让诗歌创作和时代主流文学保持一致，但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创见性的理论的不合时宜，为后来的七月失语埋下了导火线，直到40年后的新时期文学，才真正地被理解。
           
       三
　　当中国文学从经历了那一场异常的运动后回到原来的地平线上，文学满是“伤痕”和“反思”，1918年艾青发表了《红旗》，依旧是坚持着过去的思考，《鱼化石》《盆景》更多的是他回归后对生命悲剧的人生体悟。1980年，艾青出版了《归来的歌》，归来，是诗人的一个意向，也是当时的诗歌主题。对艾青来说，写作自由、独立创作是作家的原则，然而在现代的政治格局中，他所要求的独立创作必然会和社会有着冲突，绿原在经历胡风事件后他的诗更加的冷，复出后他发表了写于特殊时期的几首诗，《又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10），他用哥伦布的形象勾画出了悲剧后的历史，也期待着时间的判决。牛汉复出后发表的是自己写于文革的作品，这些诗，借助自然寄托了他的心灵，在伤痕缕缕的大自然中体验人生的创伤和痛苦，也以他的美丽死亡高声呐喊，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忧伤、对毁灭的痛恨。他们的回归不仅仅是重新写作，在创作上已经超越了40年代七月诗派对生命本体的信心，然而更多的评论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人生体验所带来的那种刚强和诗性品格的坚韧，忽视了他们在重新获得话语权后的呐喊，无论是那只被囚禁的华南虎发出的吼哮还是被雷电劈去了半边的树的屹立，他们在呐喊真实的生命和独立的人格，更是对文学独立性话语的呼唤。他们的复归在自我审视中寻找着个人与时代、理想的相通，他们复出后的作品，从人生的苦难出发寻找历史，当关注的视线更多地落在他们复归后的作品，落在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中时，忽略了他们最真切的呐喊，对独立诗歌精神的追寻。“当我真正懂得人生的严肃和诗的严肃时，却几乎无力歌唱了”[ ]，他们的选择正如艾青笔下的礁石：
　　他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他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重新获得话语后的七月已然凋谢，但七月诗人的呐喊留下了诗的灵魂，正如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色花》的扉页上的题辞：
　　要开作一支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的《无题》）
　　走过20世纪，重新回头来看七月的发展，重读七月诗篇，可以更多地感受他们的心灵，他们对民族、对人民的感情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很突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使得他们在生命意识体验中对艺术更加执著地追求。人类理想的模式化和惰性在他们如刀的文字下被撕碎了，七月用心血点燃了民族心火，却在血火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史上，七月是最积极的民族诗人，也是中国最被遗忘的歌手，他们在荆棘路上留下了血花警示后人，却在火中失去了绽放的可能。七月诗人的理想毁灭了，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会有更新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文学独立性追求上曾有的痛苦和磨难。
　　
　　注释：
　　[1]参阅郑纳新.七月诗派与中外诗学传统，广西社会科学
　　 1995年第3期，第81-91页
　　[2]龙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1期
　　[3]绿原.《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艾青.《诗论》，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转
　　 引自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海，学林
　　 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415页
　　[5]刘扬烈.《中国新诗发展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
　　 版，第283-289页
　　[ ]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参考文献：
　　[1]林焕标.《中国现代新诗的流变与建构》[M].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四平.《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3]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骆寒超.《20世纪新诗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5]江锡铨.“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J].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52-58页
　　
　　作者简介：
　　吴海东，苏州大学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为江苏教育学院阜宁分院、阜宁高等师范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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