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事故对突发核事件中信息发布与舆论传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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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突发核事故处置过程中，信息的公开与舆论的管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处理媒体的传播与信息的管理可以更好地配合事件的处置工作，以顺利度过危机；反之，则有可能扩大消极影响，加剧事态严重程度，影响到公共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日本核事故对我国的突发核事件中信息发布与舆论传播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 键 词】核事故 信息发布 舆论传播 启示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里氏9级特大地震，地震及海啸导致了福岛核电站多台反应堆机组出现故障，其中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4号反应堆不同程度发生了核泄漏。国际各主要媒体与新闻机构对此次突发核事故进行了连续采访报道，并利用各种形式予以持续关注。可见，从新闻传播角度来看，突发核事故因其突发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具有巨大的报道价值和极高的关注度。因此，为了能够应对突发核事故危机、将核事故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充分认识及正确处理在突发核事故中的信息公开与舆论管控具有重要的意义。
　　启示之一：流言止于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必须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上下功夫
　　面对突发核事故的危机，政府及时、真实地公开事件信息，引导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一种公开的承诺和取信于民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有利于突发核事故的处置，也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提高政府自身公信力。反之，不及时公开信息、极力掩盖事实真相，就会使政府权威受损，带来严重的社会恐慌，也会对突发核事故的应急处置产生不利影响。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应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问题上，信息滞后、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导致核危机不断升级，并引发日本国内乃至世界各国民众的恐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首次泄露发生在3月12日15时，但日本政府直到两个小时后才正式证实。5个小时后，官房长官才正式宣布核反应堆安全壳依旧完整，但并未提供具体数据予以佐证，这直接导致了媒体对政府的“集体声讨”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同时，日本民众对于政府信息披露开始流露出不信任和忧虑，对核辐射危害及岛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也日益加深。核泄漏给公众造成的恐慌比核泄漏本身带来的灾难更可怕，政府应及时、真实地公开事件信息，取得公众的信任。一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避免公众的质疑。二是应在公众出现恐慌之前预测公众可能的反应，及时提供正确信息，制止伪科学信息的传播。三是在谣言产生之后更应及时澄清，用信息透明树立政府威信，用事实赢得公众信任，用公开来战胜谣言。
　　启示之二：谣言源于无知。避免公众恐慌应在提高核安全知识普及率上下功夫。
　　民众科普知识缺乏是谣言能够发生传播的主要因素。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吴王锁指出“民众对于核能的恐惧源于对核能知识的缺乏。”联系前段时间，我国突然爆发的碘盐抢购风潮，在政府部门发布权威辟谣信息、盐业公司加大对市场食盐的投放数量、公安部门开始追查造谣惑众者等强力措施之下，迅速偃旗息鼓。因此，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科普知识教育，尤其是对核知识的了解，有助于消除民众盲从的心理。一方面，应该未雨绸缪，在平时积极拓展普及核安全知识渠道，开展核能知识公众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核能技术的了解和支持，让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能识别和遏制谣言的智者；另一方面，在核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发布如何正确降低核辐射伤害的知识，并将相关信息向民众公布，用事实制止谣言。
　　启示之三：信源在于一致。鉴于媒体报道口径不一的多样性，政府作为信息源，必须在新闻发布的统一性上下功夫
　　本次日本福岛核事故中，对于事故的起因、过程、影响等问题在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不同的媒体之间存在着，信息来源不同，内容也不一致的问题。核电站泄露发生4天后，日本政府发表的核辐射监测报告说，核电站泄漏的核物质已飘至东京，东京地区的辐射剂量超过往常的20倍，且处于上升趋势。对此，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谈话告知民众目前的辐射剂量不会对健康构成危险。但随后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却宣布，辐射剂量已达危害人体标准。面对危机，同为政府代表的两位高官却对外发布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令日本国民无所适从。一个月后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大气泄漏的放射物总量，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估算为37万太贝克(TBq)，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估算为63万太贝克。政府两个部门之间发布的数据悬殊，让人费解也难以接受。当政府官员对危机的表态口径不一时，政府的公信力与诚信度也就大大降低了。面对突发事件时，政府应当正面应对媒体，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及时有效地向新闻媒体提供核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源”角色。首先，应当保证新闻信息通过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统一组织、集中管理而发布。在突发核事故事件中向新闻媒介与社会公众发布的信息，对其发布者和发布形式需统一管理并且有计划地进行。其次，对于发布信息的时间、场合与内容，应当由应急管理领导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选择，不得随意进行。再次，保证不把未经证实的见解、需要认真调查评估才能得出的结论信息自由发布出去。在时机恰当时，以上信息也必须在有充分论证后经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发布。从而保证事件的真实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众，消除其他错误消息的不良影响
　　启示之四：舆论在于引导。合理宣泄民众情绪、激励民族精神，必须在主流媒体舆论传播的导向上下功夫
　　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对引导公众意向进而影响群体行为的有着重要作用。主流媒体迅速介入突发核事故的报道，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能够使公众获得真实、正面的信息，保证良好的社会舆论秩序。在日本核危机中，媒体不仅成为了信息汇总中心，而且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高地，给国民以理性的导向，使灾难中的社会，那怕在大灾前，依旧保持理智与冷静。对民众最为敏感，最感恐惧的核泄漏问题，政府也通过媒体，及时披露，从“没有必要疏散”，到“必要”，再到疏散范围的扩大，媒体的作用，在突发灾难前更加显现。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评价道，“日本公共媒体，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这启示我们，在突发核事故中，主流媒体一是要认真、及时地对舆论传播的内容和方向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引导，做到传播真实信息、稳定公众情绪、动员社会力量、激励民族精神。二是要在这个舆论引导过程中，坚持让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正确舆论占上风，而消除与和谐社会建设背道而驰的负面舆论影响。
　　启示之五：辟谣在于管控。遏制谣言的传播，必须在新兴媒介舆论传播的管控性上下功夫
　　手机通信、国际连线、博客上传、微博直播，等新兴媒介具有传播的即时性、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和传播者身份隐匿性的特点。面对核事故等突发事件中公众对事实真相了解的迫切性，传统媒体的权威舆论传播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实践中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控制较之传统媒体困难更大。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短短几天内，远在1000公里之外的中国手机用户间便转发着一条短信息：“中国中部、北部的同胞，尤其是沿海城市，为了预防核辐射，在未来两至三个月内，如果刮东风、东北风或东南风，出门带口罩，穿长衣，……尽可能不要接触海水，不要饮用海水淡化水和食用海鲜……”尽管权威部门已经发布相关辟谣信息，但类似的短信息仍在或熟悉或陌生的手机用户间疯狂传播。公众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通过手机传播提醒着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与此同时，一条据传来自BBC的关于“日本政府已经确认严重核泄漏，所有亚洲国家应该立刻采取必要措施”的核事故“扩大化”消息，开始在微博和短信中蔓延，引起不少亚洲民众转发。尽管BBC与其他相关部门予以辟谣，但该消息在网络上的传播范围和数量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正面消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突发核事故中对其舆论的管控难度较大，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让公众更快速、更准确、更人性地获取信息，政府应利用新媒体的开放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控制新媒体谣言的传播。一是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建立突发核事故的预警，使新媒体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抢盐风波”中，浙江通过及时开通科普宣传热线、发送手机短信，使公众如实了解与核辐射相关知识，报告当日浙江境内辐射水平监测和浙江海域人工放射性核素的监测情况。最终，仅用了不到48个小时，抢盐风波就快速平息。二是充分运用新兴媒介的迅速性和直接性，使辟谣速度超过谣言的传播速度。据媒体报道，在抢盐风潮中，中国盐业总公司50条微博辟谣，两天内就有一万多名博友支持。此外，新浪网站成立了辟谣小组，对网络谣言进行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查实、辟谣;果壳网设立谣言粉碎机专题，用科学举证进行辟谣。三是除了通过合理利用进行管理，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舆论管控还可通过加强技术性支持来实现，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筛除不应发布的信息及追踪到发布者的IP地址。四是加强法律约束也能够保障加大新媒体舆论管控的力度、加强网络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和辨别信息真实性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李德平.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07（5）：2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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